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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南方周末》刊登報道《“紅色特工”身后六十年 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設立背后》，文章編者按這樣寫道，“1949年，中國大陸1500名赴臺‘紅色特工’犧牲過千，大多連名字都沒留下來，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建成，這段歷史才被公開紀念�！撬懒诉�是叛變了都不知道。’戴筱萍記得那時一有政治運動，就會有人來家里質問他父親到底去哪兒了。特工神秘的身份讓這個家庭喘不過氣來。2007年，馮亦同的《朱楓傳》在上海付印出版，有關單位帶話說‘這是一次失敗的任務，不要宣傳失敗’，出版只好戛然而止。更多在臺灣的幸存者，終日生活在陰影中無法自拔。而接受過反共教育的后代，永遠也不能理解他們�！�
1950年6月，吳石被判死刑，與朱楓一起成為轟動臺灣一時的“吳石朱諶之（朱楓原名）間諜案”。
以下為《南方周末》報道：
40年來，楊蘭的心里一直有遺憾，就差一點，她幾乎就知道了父母的名字。
40年前，她28歲，養父在病床上告訴她，在她兩歲時，她的親生父母離開她赴臺執行任務，最終犧牲。她看著養父，他的嘴蠕動著就要說出最后的秘密，卻再沒能吐出聲音。
2013年末，在北京西山，一座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用以紀念1950年代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那段歷史，846個名字被鐫刻在石壁上。
在名字的海洋中，楊蘭找不到父母的名字，但她相信他們也許就在里頭。
1949年，楊蘭的父母喬裝入臺。按照碑文介紹，一起前往的還有約1500名“大陸紅色特工”，但由于叛徒出賣，超過1100名地下黨員被國民黨逮捕處決，其中包括著名的“密使1號”吳石——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他后來更成為電視劇《潛伏》主人公余則成的原型之一。
這場影響深遠的情報戰最終隱匿于歷史的煙塵，更多的人不知所蹤。兩岸音信隔絕數十載，即使他們的后代，對他們也只剩下模糊的記憶，而許多人甚至連名字也沒能留下來。
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遺憾，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籌集文化界、藝術界、企業界等人士捐款，歷經一年建成。除了已找到的846位犧牲者的名字，紀念墻還預設大幅空位，留給更多的歷史失蹤者。
旁邊一段銘文這樣記錄他們——“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后無名�！�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用以紀念1950年代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這是官方第一次公開紀念那段歷史。
到臺灣去
1949年的初秋，在楊蘭與她的父母告別的時候，另一場告別也在進行。戴筱萍當時四歲，他記得那一天，穿著黑西裝的父親抱著他開始流淚，然后出門遠行。
“他只告訴我的母親他要走，沒說要去哪兒。”戴筱萍對父親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軍人的威嚴。
這一年，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接受滲透任務的中共情報人員，紛紛蹈海遠行。
上海軍醫大學的學生朱曉楓收到了母親的來信，問她是否可以請假到廣州一見。她的母親朱楓那時是香港合眾公司的會計，也是中共華東局的地下黨員。
“當時我開始在醫院工作，請不了假，沒想到那時她已經接到任務就要走了�！敝鞎詶髡f。而等不到女兒的朱楓已經在香港辦好假的入臺證，以“朱靜”的化名準備登船。
這一年的10月，沒有能和親人見面的還有王道元、王道乾兄妹。他們的父親王灜成長期在上海從軍，是空軍飛機修理廠檢驗科二級檢驗員，中尉軍銜。上海解放后，他們從蘇北老家趕往上海，卻發現父親已經不知所終。
就在此前半年，已經在蘇北解放區參加工作的王道元來上海替解放區的醫院購買藥品。他和穿著國民黨軍裝的父親在城郊的一座道觀見了面，他勸父親回老家，父親不肯，臨分別時，他只好送給父親一本《革命人生觀》的小冊子。
王灜成可能是最早離開的情報人員，在上海城破之前，他跟隨國民黨部隊，已經乘船南下。
某艦隊政治部干部戴龍則輾轉內陸，先至廣州，再到香港，以測量學校教官的身份，最后渡海。
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臺灣。1949年，解放軍在大陸戰場取勝的同時，舟山、金門之戰卻非常艱難甚至失利，對臺情報工作越發急需。這一年，先后有1500名“紅色特工”被派赴臺，他們喬裝成難民、香煙小販、商人、敗軍，混入數以百萬計遷臺大軍，同時也揭開了上世紀中葉兩岸情報戰的序幕。
廣東陸豐人黃賢忠比他的戰友們過來得更早。1949年，他已經在桃園縣平靜生活了兩年，在當地一所名叫義民中學的初中當國文老師。他組織了讀書會，喜愛談論家國大事，一位當地的小學女教師慕名而來，但誰也不知道這個忠厚男人的身份。
1950年6月10日，臺灣，法庭欄桿前的中共地下黨員（由右至左）原國民黨軍某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原“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低首寫遺囑者）、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諶之、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中將總監陳寶倉被國民黨當局判死刑。
“大時代的一滴浪花而已”
在到達基隆的第二天，朱楓來到一家叫“三榮行”的南北雜貨店，與店內的一位鄭先生碰頭，后者即是臺灣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蔡孝乾。他們約定每周三同一時間見面。
后來，朱楓拜會了此行最重要的聯絡人——“國防部參謀次長”、代號“密使一號”的吳石中將。在臺期間，吳石和朱楓前后七次見面，將拍攝有《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等絕密資料的微縮膠卷交給朱楓，后者將其交給中共華東局的一位特別交通員。
戴龍則借住在臺北的親戚家，以訪友問舊的名義四處聯絡，收集情報。他和更早來臺的王灜成想策反一位電臺人員，但最終失敗。最后只好通過掛號密碼的形式報告情報。
1939年前就已入黨的國文老師黃賢忠這時也活躍起來，鼓動包括妻子在內的學校教員加入了地下黨，宣揚反蔣愛國，等待解放軍的到來。
1950年，在大陸的正面戰場硝煙漸停，而在臺灣，敵我之間滲透與反滲透的攻防卻日趨白熱化。
為了檢肅“匪諜”，鞏固最后一個堡壘，國民黨政府在臺灣頒布了包括《臺灣省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等多項條款，隨著蔣介石在1949年底來臺，對臺灣的控制驟然加強。
而當時的臺灣地下黨，卻陷入過度樂觀之中。1949年12月，中共臺灣省工委發出了“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出“臺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為期不遠的”。甚至，臺灣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攻臺建議書》中表示，考慮到季風的影響，最佳的攻臺日期是1950年的4月。在大陸，第一任臺灣省委書記這時已經任命，只等著赴臺上任。
但形勢卻在此時急轉直下。1950年初，臺灣省工委號稱“四大金剛”的四個領導人先后被捕，三人叛變，導致四百多人以“匪諜”罪被捕，包括吳石，其在臺灣潛伏之深、官階之高震動了國民黨當局。
臺灣省工委幾乎被一網打盡。已經離開臺灣的朱楓，也在舟山群島回大陸前夕被捕，中途吞金自殺未遂。1950年6月，她與吳石被判死刑，成為轟動一時的“吳石朱諶之（朱楓原名）間諜案”。
這在相當程度上刺激了臺灣“白色恐怖”的加劇。此后三十多年間，數以十萬計的無辜者被卷入政治案件。光是1950年代前五年，國民黨政府就殺害了可能超過三千名本省和外省的“匪諜”、知識分子、工人和農民。
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也讓臺灣地下工作陷入孤立。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大陸軍事戰略重點轉移。很多在臺地下部門被打散，幸運的得以返回大陸，跑不了的就躲進深山。
戴龍和王灜成也被捕了，后者行刑前還隨身帶著兒子送的《革命人生觀》。1951年，黃賢忠被捕入獄，以“叛亂罪”判處死刑，行刑前他為已懷孕的妻子留下遺書——“我只是這大時代中的一滴浪花而已”。
亂墳崗
在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戴筱萍都想尋找父親戴龍。他和母親成了“失蹤軍人家屬”，這個身份的重量曾讓他喘不過氣來。
“是死了還是叛變了都不知道，到頭來好像還是我們的過錯。”戴筱萍記得那時一有政治運動，就會有人來家里，質問他的父親到底去了哪兒。他的母親垂著頭，只是哭。
他們也去某艦隊問過，得到的答復是這是秘密，不能說。
那時國內正值三線建設時期，戴筱萍的心里還有一絲希望，他想父親可能正在某個山溝里，支援國家建設。
直到1960年代，組織上終于通知了他們，他的父親戴龍，早在1950年就在臺灣犧牲，出賣他的叛徒如今被抓獲，情況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當時他和母親就想能拿回父親的遺骨，但兩岸的劍拔弩張，讓這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母親朱楓死后，朱曉楓得到了一張革命烈士證書。“文革”中，這張證書卻不能保護她的母親，她被懷疑是特務、叛徒。有人說看見朱楓在臺北和國民黨軍官手挽著手走路，投了敵。朱曉楓只能沉默以對。
和其他受難者家屬一樣，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親王灜成的下落。198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他和妹妹兩個人提著西瓜，去拜訪軍旅作家呂錚。作家曾寫了一本講述中共地下斗爭的小說《戰斗在敵人的心臟》。他們聽說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黨員，又曾在廣州擔任過對臺的聯絡員。
作家果然認識父親，并講述了他蒙難的經過�！八�說我的父親是一個勇敢的人�！焙髞恚@部小說改編成電影《保密局的槍聲》，兄妹倆反復看了四遍，總感覺里面有父親的身影。
當年的那段歷史，隨著受難者埋入荒坡四十載，逐漸被人遺忘，直到1993年，在臺北六張犁，一片亂墳崗被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發現，這里掩埋了兩百多個1950年代被處死的政治受難者的遺骸，隨之浮出水面的，則是那一批葬身在臺的大陸對臺“特工”。
同年，臺灣《中國時報》發布288位“臺灣地區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人名單”，朱楓、吳石、戴龍、王灜成和黃賢忠皆在其列。
6年后，臺灣學者秦風在一家報社的檔案柜底，發現了一袋寫著“敵偽”字樣的照片，打開以后，卻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槍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為1950年。
其中，就有朱楓受刑前最后的留影。照片里，朱楓身穿一件淡綠色碎花雙縐旗袍，外罩深藍色毛線上衣，神色平靜而淡然。
2000年，這張照片被登在山東畫報出版社的《老照片》雜志上。這一年，朱曉楓73歲，照片上的母親已經比她小了28歲。
看到照片那一刻，朱曉楓就想，在死前，一定要把母親找回來。
233號編織袋
南京作家馮亦同在這時加入了尋找朱楓的行列，他想寫一本朱楓的傳記。通過他，朱曉楓聯系上了秦風，委托后者在臺灣尋找朱楓遺骸的下落。
“他們尋找物理上的朱楓，我尋找精神上的�！�2007年，馮亦同的《朱楓傳》在上海付印出版，卻在當時遭到麻煩，有關單位帶話給馮亦同，說“這是一次失敗的任務，不要宣傳失敗”。《朱楓傳》的出版只好戛然而止。
“可能是時機還未到吧�！瘪T亦同將情況告訴了朱曉楓，后者說了自己的看法。
轉機出現在2010年，這一年是國民黨重新上臺執政的第二年，兩岸關系持續和緩。
一份由臺北辛亥路第二殯儀館提供的《600骨罐名冊》顯示了朱楓骨灰罐的可能線索，這些無人認領的骨灰罐，絕大多數都屬于來自大陸的死難者。納骨塔內，兩百多個無主骨灰罐套著白色編織袋，雜亂無章地堆放其中，打開編號“233”的編織袋，朱楓的骨灰罐已經靜靜躺滿了六十年。
2010年底，一架運送朱楓骨灰罐的飛機從臺北直飛北京，中央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專程在機場接機，隨后朱楓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2011年，位于朱楓老家浙江寧波鎮海的朱楓紀念園，舉行了盛大的安葬儀式，朱楓骨灰遷葬老家，倍享哀榮，葉落歸根。
尋找朱楓只是一個開始�！斑�有許多人沒回來呢。”徐志耕是《寧波幫》雜志的主編，在朱楓之前，從不了解這段歷史，直到2011年，他受邀參加朱楓骨灰回葬故鄉的隆重儀式，萌生了幫助其他死難者的后代將遺骸迎回大陸的打算。
在2011年6月的雜志上，徐志耕刊發了一則《尋親告示》，表明雜志將協助親屬尋找在1950年代犧牲在臺灣的對臺特工的遺骸。
而結果并不理想，看到《尋親告示》后，自覺在網上填寫尋親表格的家屬，只有不到五個人。
而原因可能是，由于保密措施，許多的后代家屬，連他們的父輩犧牲在臺灣都不知道。
這一年，臺北第二殯儀館和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提供給了《寧波幫》雜志881名在臺灣受難者的名單。
“當時雜志有三步打算，第一步是公布名單，讓家屬知道；第二步是幫助他們和臺灣方面聯系，比如互助會，提供幫助；第三步是成立一個基金，贊助家屬將遺骸迎回來安葬�！�
而一年之后，徐志耕有些心灰意冷。
《寧波幫》雜志總經理劉建夏將原因總結為“沒有單位愿意牽頭”。
在劉建夏看來，通知家屬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公布檔案，據他了解，當年派往臺灣的地下工作者的檔案雖然分散在各個系統，但依然保留著，如果能夠解密，通過民政部門，就能迅速地聯系到后代親屬。
但他的這個想法，沒能得到回應。沒能成立基金的原因更加簡單，就是沒有錢。
“其實我們應該將所有的骨罐一起拿回來，修建烈士陵園。”劉建夏說。
戴筱萍是極少數找到了自己父親的幸運兒。2012年，戴龍的墓碑在臺北六張犁墓區被找到，墓碑的照片從臺灣發到上海。
戴筱萍拿著照片去了某艦隊政治部，當年，這是父親的派出單位，他希望能由組織出面將父親迎回來，“對方很為難，說犧牲了那么多人，不能為你一個人拿回來，開銷太大”。
這和他在民政部門得到的表態相似，領導說，如果是自己去拿回來，那組織既不支持也不反對。
戴筱萍、王道乾和幾個后代家屬曾在上海碰過一次面，討論組織上不肯出面尋找怎么辦，最后也沒說出個結果，有人說，要么就在福建沿海遙祭一下，王道乾不同意。
直到如今，她和哥哥還沒有找到父親，而她已經滿了八十歲。戴筱萍不愿再拖了，今年清明節的時候他想去臺灣，將父親的遺骸迎回家鄉。
永遠不能理解他們
在這場悄然的尋人潮中，臺灣的力量也在持續加入。2013年一年，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協助了八起大陸親屬來臺尋找親人遺骸，多年來，他們已成了大陸親屬來臺尋找的重要窗口。
互助會成立于1987年，會員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互稱“老同學”，以示有著相同的遭際和信仰。
自1993年臺北六張犁墓區發現之后，每一年，互助會都會為死難者舉辦春祭和秋祭。
在互助會會長吳榮元看來，臺灣的“白色恐怖”是國際冷戰情勢和國共內戰共同作用的產物，葬身臺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同樣是政治的受難者，讓他們的遺骨返回故鄉，既是人情義理，也是歷史和解的重要一環。
在臺灣，一位這段歷史的研究者，曾遇見過這樣一些“共諜”。1950年代，當他們來到臺灣，上線已經被國民黨逮捕，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風中，他們暗自警惕、無所事事，結婚、生子，慢慢老去。而更多的幸存者，卻沒有這么幸運，生活在背叛、懊悔的陰影中，無法自拔。而接受過反共教育的后代，永遠也不能理解他們，“我曾遇見過一個老人，四個孩子都不愿叫他父親”。
近年來，臺灣官方開始面對當年這段歷史。2003年“國防部”開放檔案，隨后在政治受難者以及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簡稱真促會）的推動下，臺灣當局陸續解密了“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文件，向家屬歸還了受難者的遺物。
臺灣作家藍博洲曾創作了描寫臺灣地下黨人的報告文學《愰馬車之歌》，講述了臺灣地下黨人鐘浩東、蔣蘊瑜的一生。他們是臺灣省工委機關報《光明報》的主要編印者，曾與“共諜們”并肩作戰，追求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最終，鐘浩東被處死，蔣蘊瑜出獄后，曾經的蔣四姑娘，只能靠在風化區擺攤賣面為生。
對藍博洲而言，長期反共教育下的臺灣社會，這些地下黨員在歷史評價中是缺席的，仿彿兩岸的孤魂，“但他們是一批理想主義者，那個年代的臺灣知識精英都進去了，”藍博洲說，“他們是當代人的鏡子�！�
馬場町位于臺北市最南邊的萬華區內，曾經是1950年代處決政治犯的刑場。在“白色恐怖”時期，每天清晨4時30分，執刑的士兵扣動扳機，行刑后，士兵用沙土覆蓋地上的血跡，久而久之，堆沙成丘，如今已成為一方長滿青草的大丘。無論是吳石、朱楓，還是戴龍、王灜成，皆于此受刑。
2000年，臺北市政府在馬場町的入口豎立紀念碑文，其中寫道，“195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在戒嚴期間被逮捕，并在這馬場町土丘一帶槍決死亡。”
安息吧
2012年6月，黃新華從臺灣檔案館領回了父親黃賢忠的遺書。
對于父親，她其實沒有任何印象。
母親在監獄里生下她，五歲之前，黃新華一個人在孤兒院長大，待她的母親出獄后，兩個人便相依為命。
小的時候，母親每隔一段時間會帶著她到位于臺北忠孝西路上的善導寺，母親從寺里取出一副牌位，讓她一起祭拜，當時，她不清楚牌位上頭寫的黃賢忠到底是誰。
直到她上國中的時候，母親告訴她，那才是她的親生父親，因為反對國民黨被處死。
“當時把我嚇到了，心里想這怎么可能�！痹谝粋�聞“匪諜”色變的時代，突然有了一個當“匪諜”的父親，讓她無所適從。她問母親，可母親只是重復著告訴她，父親黃賢忠，是一個很有學問、很好的人。
“后來我想，他肯定是冤枉的�！毕胪诉@一點，少年時的她才覺得釋然。
而同時，在海峽的另一側，黃新華同父異母的哥哥，卻一直無法釋然。
1947年黃賢忠離開廣東陸豐老家時，黃偉民才一歲，母親早亡，他一直由族內的親戚養大。他聽長輩說自己的父親去了臺灣，卻沒想到這會帶給他一輩子的厄運。
1960年代，黃偉民是公社里的會計，有著干部身份，生活順遂。直到組織審查時，發現他的父親在臺灣，有著“臺灣關系”，他被公社辭退，之后十余年，他只能成為鄉野間的民辦教師。
后來，村子里有從香港回來的人，帶來了黃賢忠早已犧牲的消息，黃偉民開始寫申訴信，證明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犧牲在了反動派的屠刀下。
他一口氣寫了十來年，將申訴信寄給公社、縣里。但往往人家一句話就把他頂了回去，你有證據嗎？
黃偉民找不到證據，他不知道誰是父親的上線，又是誰派他去的臺灣。
“我紅白不是人�！庇幸惶欤瑥墓缋碚摶貋淼狞S偉民沮喪地告訴自己的兒子，自此再不申訴。
2012年，黃偉民的兒子拜托友人前往臺北六張犁公墓，希望能找到父親的墓碑。卻恰好碰見了當年替黃賢忠撿骨的人，透過他，聯系上了黃新華，這時，距她拿到父親的遺書剛剛過去一個月。
“以數十年有限生命，立億萬年不朽事業，雖敗猶榮，雖死無悔。”這是父親遺書的第一句話。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于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體，以維家室�！边@是第二句話。
時隔一甲子，黃新華回到了陸豐甲子鎮，這時，她的哥哥黃偉民已經是腎癌晚期，他看著從未謀面的妹妹，只說了一句“我這輩子過得苦”。
“當年兩岸的爭斗是一個悲劇”。黃新華說，“我沒想到父親是那么堅貞不屈的一個人。”她開始感到父親當年所付出勇氣的意義，并開始理解他的信仰。“這樣的受難不應該再有�！�
這一年秋天，黃新華在臺北參加了互助會一年一度的受難者秋祭，會場上響起了悠揚的安息曲：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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